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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是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逝世500周年,从伦敦到佛罗伦萨,从巴黎到华盛顿,各国都在举办纪念活动,有条件要办,没有条件,创造条件也要办。一个人的身后之名火成这样,而且还在一路看涨,不能不说是一个罕有的文化史现象。甚至连“怎样才能像达·芬奇那样思考”,也成了盈利话题。

达·芬奇的国际盛名,首先建立在绘画成就之上。毕竟世界上曝光率最高的《蒙娜丽莎》,正是出自他的手笔。对很多人来说,提起油画,首先想到的就是它。自从十八世纪末进入卢浮宫四方大厅(曾短期作为拿破仑一世的禁脔,移至他在枫丹白露的寝宫),它的展挂位置几经调换,从早先与二线半的文艺复兴画家科雷乔并列,到前些年专辟展墙。

在这幅名画周围,永远聚满苦候机会的人群,给各国爱好者造成极大困扰。早年间还能先去其他馆转转,等天色向晚人群散了,再去蹭热点,如今这一手基本失效。直到闭馆,那里都是水泄不通。

一幅画变成这样的全球网红,早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史现象,而是一个传播史事件。1911年8月21日,赶上周一,卢浮宫依例闭馆。博物馆的修缮部主任巡查路过四方大厅。这个专门陈列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名家作品的展区,那天只有《蒙娜丽莎》一幅画没出现在墙上。主任猜想又是摄影师把画拿到室外去拍照了。他不知道的是,就在附近一间储藏室里藏着一个人,一个名叫文森佐·佩鲁吉亚的油漆工人,意大利移民。等确认四下没人,摘下《蒙娜丽莎》,把三块杨木板拼成的名画——当年佛罗伦萨尚不流行布面油画——夹藏在馆内员工的白大褂衣服里。等他赶到博物馆大门,门卫又恰好擅自离岗。窃贼就这样逃离现场。

次日一早,博物馆照常开放。然而本该出现神秘微笑的墙面上,只有四颗铁钉留在那里。警卫接到报告,根本就没搭理这事——想必又是哪个摄影师拍完照,忘记把画给送回原处。还有人非常直男癌地打趣:“一个女人要是没去找情人,那就一定在照相。”

可直到中午,那张画还没有送回来,警卫这才去催问摄影师。对方说从来就没借过那幅画。失窃的消息很快外泄,记者们趁机起哄八卦,警察的效率经常赶不上狗仔队。

报界质问当局,下一次会不会轮到埃菲尔塔被偷。关于嫌犯,意见领袖们纷纷捕风捉影,有人说这是美国富豪摩根雇人所为,要不就是德国人使坏,归罪犹太人的说法也很有市场。还有人提到亚当·沃斯的名字。这个美国大盗纵横四海,人称黑道拿破仑。福尔摩斯探案小说里的罪犯之王莫里亚蒂,便是以此人为原型。

《蒙娜丽莎》一案恰好赶上西方传播史上的一个节点。新闻管制放松,加上识字率提高,一批新型小报占领市场,面向教育程度、收入水平较低的人群。正是这些小报,以耸人听闻的方式,把重要事件的消息传送到社会每个角落。

卢浮宫被盗一下成为东西半球众多报刊的头版头条,从巴黎到纽约,从伦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。一件艺术品被如此大规模地宣传,自古以来尚无先例。盗画故事还被编成小品,在夜总会演出。这是一幅画一夜成名的故事,它从一般的名流级别,一下提升到众神的行列。

两年之后,潜回意大利的维森佐·佩鲁吉亚找人销赃,结果被报了警。在法庭受审期间,这个文化程度有限的被告打出民族主义这张牌,自称是为祖国拿回被外族掠夺的文化遗产。他也讨厌油漆工这个身份,自称是一个画家。

卢浮宫的馆藏当中,确有一些来历不堪深究,但《蒙娜丽莎》肯定不在此列。它是画家本人带到法国,而且是在法国完成的。在他终老的小城堡克洛·吕塞,里面有他最后润色几幅经典画作的工作室。

法国王室的这份馈赠,让达·芬奇安享卢瓦尔河谷的美景,更让他免于晚年的颠沛。几个月前,法国总统马克隆邀请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此会晤,纪念达·芬奇的同时,试图化解近年来双方在欧洲事务上的种种不快。

马塔雷拉当时评论说,列奥纳多是意大利人,只是碰巧死在法国而已。十六世纪肯定没有现代的移民法。不知道达·芬奇只是作为客卿,为弗朗索瓦一世的宫廷装点门面,还是为瓦卢瓦王朝效力。

那起外交茶杯风波发生在小城昂布瓦斯。达·芬奇就是在那里,度过了一生最后三年时间。跨河大桥的南端,一段高耸的峭壁之上,是一座法国文艺复兴式城堡的遗迹。山顶庭园中,小巧雅致的圣于贝尔礼拜堂中有一座大理石墓,是他后来的埋骨之所。说到最后,他只是一个货卖于识家的工匠。对于这位天才人物,法国君主是他遇到的最好的甲方,没有之一。

今天的克洛·吕塞,早已改建成一座博物馆,主题就是介绍昔日主人的生平和创造活动。内部所有陈设,从卧室到客厅,尽量依照达·芬奇生前原样布置,还有花园中的几十件模型,也全部根据他的发明制成。其中一些构想远远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制造技术,比如直升机、机械突击桥、坦克、传动带、蜗杆、多管速射炮,颇有一点狗熊掰棒子的既视感——泉涌般的创意,转眼便丢到一边。也是在这里,达·芬奇完成了代表其最高艺术成就的《岩间圣母》《施洗约翰》和《蒙娜丽莎》。

不同于很多人生前荣耀,身后萧条,达·芬奇五百年来却不断被后世重新发现,重新定义。至少在生前,他远不如同时代的米开朗基罗、拉斐尔成功。将这三人并列,来自十九世纪的追认。在这一点上,他略似后来的音乐大师巴赫。他出身微寒,是佛罗伦萨一个地保官的私生子,没有姓氏,只能被称作“来自芬奇镇的雷奥纳多”。

对他的生平,同时代的瓦萨里曾在其艺术家群传中有所记述,然而更靠谱的理解渠道,或许还是达·芬奇本人留下的大量笔记。这些开本不一的文稿随处插饰着大师的手绘图示。它们收藏在诸如都灵皇家图书馆、英国王室的温莎堡等机构,再就是比尔·盖茨这样的私人手中,其中涉及的研究观察领域,上文提到的达·芬奇故居博物馆,覆盖范围已属挂一漏万。

那些手稿笔记揭示出的一个重要现象,就是直到伽利略出现之前,欧洲的科学艺术之间,并没有明确的专业分野。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现过大量通才型人物的原因之一。达·芬奇的艺术带有强烈的科学理性特征,而他的科学思考,却又充满了艺术的直觉。他对鸟类飞行的观察,包括骨骼结构、两翼的形姿、羽毛的分布等等细节,甚至考虑到翼面上下的空气压差,这一动力飞行的本质问题。

他构思的扑翼机方案虽然没有成功的可能,但与此相关的研究却被移植到绘画作品中,比如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收藏的《圣母领报》中,大天使加百列那对折拢到一半的翅膀。不敢肯定达·芬奇的鸟类研究,是否也像现代科学家那样,基于解剖实验。

据同时代人记载,达·芬奇经常跑到集市上,把关在笼子里的鸟买来放生。但他的确也解剖过不少人类尸体,研究机体结构。他对人类唇颊肌肉牵动机理的了解,可能被用于表现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。

达·芬奇学艺的佛罗伦萨,近年常被比做文艺复兴时代的硅谷,一个前现代创新孵化基地。但在那个时代,单靠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,远不能高枕无忧。最起码,没有拿到教皇特许,放贷生息就是非法,而武力才是政治的决定因素。当时亚平宁半岛唯一拥有常备军的拿波里王国,加上教皇军的战斗力,绝不是萌芽资本主义阵营临时拼凑的雇佣军能敌。

对于后者,东征西讨的职业生涯更像后来的足球联赛,一场战役的伤亡不过一至二人,如果多至三人,则通常是由疏忽所致。此外,威尼斯、佛罗伦萨、热那亚这些相对发达的邦国之间,以及它们内部的寡头家族之间,更是内斗不断。某个势力一旦打破原有平衡,就会成为众矢之的,比如美第奇家族。

1478年4月26日是基督升天节,掌管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兄弟,出现在百花圣母大教堂。几个杀手突然现身,拔剑冲入做弥撒的人群。年轻的朱利亚诺当场送命,他的哥哥洛伦佐奋力冲出一条血路。当时大教堂里还有一个未成年的男童,名叫尼科洛·马基雅维利。那天的血腥场面,或许正是他日后写作《君主论》的原始动机。

那天,只有一个刺客逃离现场,一路跑到伊斯坦布尔,寻求土耳其的庇护。可苏丹陛下却不愿为了一个凶犯,破坏与美第奇家族长期良好的商贸关系,将其押送回佛罗伦萨。此人后被吊死在堡宫。在场人群当中有个年轻人掏出纸笔,用速写手法“抓拍”到这个历史画面,成为新闻摄影的鼻祖。

这个年轻人就是达·芬奇。不久之前,他刚从授业名师维罗乔的作坊结业,加入到艺匠行会。就在这年初,他拿到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份订单,为旧宫的一个礼拜堂绘制祭坛画,没有定金预付,而且备料的费用也得自理。这还是他老爸走了门路,才帮他弄到的一次机会。这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,伺机翻盘逆袭的丝。就在那一时期,未来的大师开始显露做事虎头蛇尾的拖延症迹象。

今天在佛罗伦萨,还能见到他和维罗乔合作的项目。百花圣母大教堂穹顶上的鎏金铜球,就出自他们师徒二人之手。新圣母堂——火车站斜对面那座罗曼式教堂——的壁画《基督受洗》也是一样。但也仅此而已。

刚刚自立门户,达·芬奇就被卷入一起官司。当时有个年轻人,大概属于那种小鲜肉类型,被控与几名男性有反自然关系。而他也是涉案人之一,但很快与其他人一起无罪开释。有人认为这一结果,也是美第奇家族背后运作的结果。

侥幸脱罪,却并不意味着他能搭上职场顺风车。当时美第奇家的族长洛伦佐以文士自诩,常有皮科·戴拉·皮兰多拉这类人物伴随左右,清谈凌空蹈虚的哲学问题,门下艺术家也都受过古典教育,包括桀骜不驯的米开朗基罗。而达·芬奇却只受过工匠培训,而不是“自由而无用”的博雅人文教育。通过他的笔记,我们得知他还设计过越狱工具,估计就是拘押期间的构思。

达·芬奇的机会总是来自北方,而不是威尼斯、博洛尼亚、佛罗伦萨、罗马这种文化中心。那是在1479年,他被佛罗伦萨共和国派遣到米兰公国,作为洛伦佐·德·美第奇的使节,在外号“摩尔人”的路德维科·斯福尔扎的宫廷留驻效力。

达·芬奇在一份自荐书中,自称是一位乐师。这和他的画家及军事工程师人设似乎不符。但就在今年早些时候,威尼斯附近的小城特雷维索有过一场音乐会,演出主角是一件没人叫得上名字的乐器,同时具备键盘乐器的特征。它证明达·芬奇还是钢琴的鼻祖。

比起斤斤计较的佛罗伦萨商人,以及精明的高级教士,达·芬奇倒是更喜欢侍奉封建领主。后者没什么文化,比较容易忽悠,拿出一个酷炫的点子,他们基本都会买单。他一辈子花了很多时间,为这些家伙的节庆宴饮活动设计各种噱头摆设,虽说没有保留价值,但也保证了自己衣食无忧。但他留有一份自己的领地,绝对属于非卖品,包括永远带在身边的几幅画,不断修改,其中就有《蒙娜丽莎》。

经过常年的修炼,他笔下的人物大多自带《施洗约翰》那种凛然出世的高冷气场,手指上界,仿佛正告世人,那个方向才是他的来处。他在西方素有类似谪仙的声誉,甚至被怀疑是外星人,包括人物《岩间圣母》中的背景,也是取材于外星景观。

其实可以肯定,画中的风光木石全部来自地球。确切地说,就是米兰北面的阿尔匹斯山区,这是达·芬奇长期观察的结果。他在雪线之上见到岩层中的海洋生物化石,特别是头足和双壳纲贝壳,意识到这片崇山峻岭曾经是海洋,因此《创世纪》中的历史纪年,至少不能从字面意义上理解。

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探望临终的达·芬奇,让·奥古斯特·多米尼克·安格尔绘于1818年。

正是在米兰,他得到了平生第一个大型项目,为慈恩圣母堂中的修士膳房绘制一幅壁画。为家族陵寝选址的米兰公爵路德维科,最终认定了这座道明会修道院的教堂。这时,年过不惑的画家早已超过当时一般人的平均寿命,绝对算得上是大器晚成。

相比之下,更年轻的米开朗基罗早已成为罗马、佛罗伦萨的明星。而一向视绘画为余事的达·芬奇,还在期盼得到某个明主赏识,资助他建造装甲防护的炮车、新型堡垒、水渠甚至整座城市。可惜他的思路超前到了无用。

此后达·芬奇也曾一度返回佛罗伦萨。当年推翻美第奇统治的动乱后,城邦短暂恢复共和,推选出新领导集体,其中就有马基雅维利。新政府决定装修市政厅的五百人大厅。未来的《君主论》作者下了一份订单,委托达·芬奇创作一幅壁画。对面那堵墙则留给他的对手,刚刚完成《大卫》雕像的米开朗基罗。

马老师的表现活像拳击经纪人唐·金,结果两人都没完工便另谋高就。达·芬奇的《安吉亚利之战》至今还有专家尝试复原,卢浮宫有一幅鲁本斯的素描《夺旗之战》,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例。

为了完成那幅壁画,达·芬奇做过细致的准备,甚至设计出一种能调节高度的脚手架,就像现代升降机的前身,大有欲善其事先利其器的自觉。在这个项目上,他沿用了先前为《最后晚餐》研制的油基颜料,而放弃了更可靠的传统蛋彩——因为要用大量蛋清,当年每个画家的工作坊,都要附设一座养鸡场,保证原料供应。哪怕拉斐尔这样的小鲜肉,也要兼任鸡栏老板。对一个走南闯北的人来说,这种大型设施,可是没法打包带着到处走的。

放弃佛罗伦萨市政厅的工程后,达·芬奇继续南下罗马,在梵蒂冈居留过一段时日。然而,不论新建的圣彼得教堂,还是使徒宫的重点工程,都被米开朗基罗、拉斐尔这些红人瓜分。

直到有一天,达·芬奇突然接到传诏,命他追随教皇良十世北上博洛尼亚。当时正值第二次意大利战争,法国大军再次南下并占领米兰,必须予以安抚。教廷向达·芬奇定制了一头机械狮子,作为送给法王的礼物。它可以自行走动,胸膛的活门打开后,就会弹出一束标志法国王室的百合花。

新近登基的法国君主弗朗索瓦一世素以崇尚人文精神著称。达·芬奇的大名在那个北方强国,早已上动天听,此番亲睹真容,果然惊为天人。

然而现世中的达·芬奇,其作为和当时受雇打仗的雇佣兵并无二致,都讲究货卖于识家。而且他还真为军事行动出过力。就在此前不久,他还投入教皇军帐下,追随博尔吉亚教皇的大少爷切萨雷南征北战,建造工事,绘制地图。赶上一个现代自由企业社会,他能成为埃隆·慕斯克那样的人物,反之则是纳粹时期的火箭奇才维纳·冯·布劳恩。只是他的思路过于发散,很难善始善终地聚焦在同一个项目上。

达·芬奇的武器大多停留在纸面,但他把战争工程化、复杂化的构想,则开启了新的历史,即只有在技术及制度上持续创新的政权,才能负担成本高昂的作战系统。新兴势力与传统强权之间的力量对比,就此发生逆转。

达·芬奇本身的问题,是他作为前资本主义的产物,缺少将定制转化为量产的能力。在这一点上,他的同代人马基雅维利也很前现代。在他的政治学说当中,财政之类的问题,次要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把达·芬奇罗致到身边,让弗朗索瓦的宫廷艺术水准暴涨,虽然这位头号“极客”的工作能力,早已不复当年。达·芬奇在卢瓦尔河上度过一生最后三个寒暑,并把自己的余生投资给了属于未来的法国。一个生不逢时的科技企业家,就此沦为我们熟悉的艺术大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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